從世界的尺度看，樟樹僅分布在日本、大陸與臺灣；但從臺灣的尺度看，動輒數人才能合抱的樟樹巨木，卻是臺灣中北部淺山地帶最普遍的樹種之一。清朝中期對於樟樹的利用主要是建造戰船，主事者稱為「軍工匠首」，其活動遍及西部臺灣（包括宜蘭）沿山；目前仍可見到的、諸如軍工寮等地名，即見證了早期先民的山林利用痕跡。

但無論如何，前述區域性的樟樹利用在樟腦與無煙火藥發明後，臺灣淺山地區頓成西方列強必爭之地。進入日治時期後，臺灣總督府透過法令強制、外交手段等方式，逐步將列強逐出臺灣的山林之外。與之同時，臺灣人民的樟腦利用利權則予清查，賦予其合法營業的權利。但舊慣的合法化亦為當時的日系資本提供了在臺發展的契機，他們或則透過營業權利的買收、或則透過（與臺灣人民之）上下游關係的建立，亦逐漸在臺灣的山林中站穩了腳跟。

「樟腦製造地域圖」即提供了前述過程在空間上的線索；值得注意的是，資本家進入臺灣山林的管道並非限制在樟腦開採一項，1898年總督府陸續公布「林野新規」後，資本家即可援引「樟樹造林獎勵規則」，以低廉的價格租用官有地，並在樟樹成林後無償取得所有權。在日治初中期的樟樹「造林熱」中，這些「篤志」的資本家在台灣的淺山林野中且伐且植，不僅是當時林業政策的前鋒，更為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理蕃大業」的後盾。雖說樟腦業在三零年代即因合成樟腦的發明而迅速衰頹，其在臺灣山林史的關鍵角色以及空間上的意涵，卻值得研究者在本圖的基礎上進一步判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