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西南部海岸變遷

臺江內海的墾殖開發與環境變遷

臺南地區的開發擴增與自然環境之變化是與時俱進，臺南海岸線的變化即是一例。古臺南地形東半部為臺地，西半部急遽傾斜，隔一臺江與外圍沙丘形成內海，在南北處各有數條東西向的河流切割，注入臺江。臺南海岸地形又歷經數次大小不一的海進（沉降）與海退（隆起），而造成許多潟湖、沼澤以及大小河川密佈的情形，加以地殼運動使其侵蝕、堆積之反覆作用，以致河川流路彎曲蛇行。這些潟湖、沼澤與沙洲本身即蘊積著大量泥沙，而大小河川所挾帶的泥沙更是容易淤積於河口及其兩側海岸，導致平原不斷的擴張，海岸線亦持續地向西進夷，終究填海成陸。

近三百年來，臺南地區海岸平原的地形變動仍十分顯著。從荷據時期（1624）起，至清光緒十三年（1887）止，臺南一直是全臺的首府，重要官署與通商港口皆在此地，成為臺灣政治、軍事、文化和經濟重心，也是全臺開發最早的地區，因此其地貌之變遷不僅是自然氣候、地殼變動、海潮流向、河道淤積等天然因素所造成，而且隨著人們陸續到來的墾殖開發而加速環境的改變，諸如居民的圍漁塭、開鹽場、墾田園、興建地等，不但造成海岸線西移約十三公里，也使得地貌的破壞更甚於從前。

據現有的文獻輿圖記載，可推得十七、十八世紀臺江內海的位置，約在古曾文溪(今將軍溪)至二仁溪出海口間，被濱外的北線尾(北汕尾)、一鯤鯓至七鯤鯓等一連串的沙洲所包圍而成，其海岸線大致沿著五公尺等高線。至十九世紀時，許多海埔新生地已浮出而成為圍墾之地，並在連年暴雨的攜沙沖積下，臺江內海終於淤塞成陸；海岸線在二十世紀初大致定型為現今的樣貌，留下今日臺南沿岸遍布的魚塭及鹽田。

荷據至清康熙年間(十七世紀)

臺江內海周圍原是西拉雅系平埔族的生活區域，在十七世紀初期時，已有漢人和平埔族一起生活，共同依靠捕魚打獵為生，有時海盜也會利用臺江內海的迂迴港道，作為其躲藏潛逃的巢穴。臺江內海的港灣深奧，被荷蘭人視作可停泊船艦的天然良港，他們在不遠處的沙洲等地，如北線尾（Baxemboy）、赤崁（Saccam）各地建商館或築城堡，此時活動範圍主要是在沙洲沿岸。1625年，荷蘭人決定將商館遷到海灣內地，並在那裡建造一個市鎮，稱之為普羅岷西亞市（Provintia），即今臺南的前身。但是，由於荷蘭人在此地罹患瘧疾，加上漢人又不願搬遷至新市鎮，所以普羅岷西亞市此後並無發展，連砦堡都被拆除。1628年，荷蘭人又選擇臺江內海西南邊一鯤身沙洲的大員（Tayouan），作為新市鎮所在地，隨後並興建熱蘭遮城，於是當時的臺江內海之濱出現了有堅固城堡的市鎮。

明鄭時期，臺江內海靠著海水漲潮時，仍可停泊船艦。例如現存唯一的一幅明鄭時期〈臺灣軍備圖〉提到，當時臺江內海「一帶可拋泊船千百隻，但北風時其船甚搖擺，至偽承天府前尚有一里淺地，若海水大潮則直至承天府前。」此外，臺江內海停泊船隻的渡口並無太大改變，來臺之人都在大井頭登岸。如高拱乾《臺灣府志》(成書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載：「大井頭渡：在西定坊。安平鎮渡：自安平鎮至大井頭相去十里，……大井頭水淺，用牛車載人下船，鎮之澳頭淺處，則易小舟登岸。」而《重修臺灣縣志》卷三〈建置志.橋渡目〉亦云：「紅毛及偽時古渡自大井頭登岸。」

關於荷據與明鄭時期海岸線的變化，可由現存遺跡、古輿圖與相關史料推知。如荷據時期的遺跡，包括普羅民遮城(赤崁樓)、烏鬼井、大井等，南北縱貫於今赤崁街、正義街、永福街一線上，與普羅民遮街(今民權路)正交﹔再配合荷人所繪〈大員地區航海圖〉來看，普羅民遮市鎮即沿臺江內海而置。據此大略可描繪出當時的海岸線位置。明鄭時期，就當時建築的廟宇及「承天街坊」的廳署、市集位置來看，海岸線有向西推移的情形，越過赤崁城、大井頭和將軍祠所構成的縱線，略向西移至今西門路一線，並以普濟殿所在的德慶溪口三角洲為頂點，呈現微凸的弧形。總而言之，本期之海岸線因陸地沖積層之擴展及海岸淤積日增，海岸線皆是蛇形彎曲。各河川仍繼續擴大，或間相連接，其中間有沙洲與赤崁方面之陸岸銜接，如一鯤身沙洲與赤崁銜接後而成安平鎮。

清代康雍乾嘉時期(十八世紀)

清代臺南的開發甚速，尤其是臺南為臺灣府城的所在地，可謂臺灣政治與經濟的重心，所以清廷治臺初期時，人口多集中於府城，其造成的社會環境變遷也就最大。陳文達的《臺灣縣志》(成書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就提到：「開闢以來，生聚日繁，商賈日盛，填海為宅，市肆紛錯，距海不啻一里而遙矣！」特別是當時來臺者皆於府城的西定坊登岸，並立即在當地砍伐森林，拓殖發展，不僅使西定坊的範圍逐漸向西拓展，而且使臺江內海淤積之勢加速形成。若從人口聚落與信仰祭祀圈的角度觀察，康熙末年臺灣府興建的廟宇也較明鄭時期西移許多，可見臺灣府城確有向西發展的趨清雍正年間以後，移民墾殖者除了在沿海附近製鹽外，還利用新取得的海埔地從事農墾。此時，以往由海上登岸的大井頭前的南河港，因海退而成為內陸，海岸線又向西移動不少。如雍正元年（1723）於臺灣府築木柵為城時，西面並未設柵門，而是由船廠、媽祖樓、渡船頭至下林仔一線以西瀕臨的海岸線作為對外門戶。可見滄海已成桑田，隨之登岸地點則改為更西邊的渡船頭。

清道光以後（十九世紀）

清道光年間臺江內海環境受到自然與人為的影響而產生關鍵性的變化。在清道光初年，臺灣西南部地區發生暴風雨災情，曾文溪主流挾帶大量泥沙，由蘇厝附近沖入臺江內海中，造成臺江內海迅速淤積，海岸線向西推移，原本與北側倒風、南側堯港二內海相連的水道，此後便淤塞不通，港口鹿耳門頓成廢口。隨後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臺江內海又發生海漲暴作，湧為沙洲，原府城西門外海口的渡頭因此與對岸水程七里的安平鎮連為一片坦途。

臺江內海的泥沙逐漸淤積，造成其周圍的管寮、西港、安定、許中營、港口一帶海埔新生地逐漸浮出。在道光七年(1827)，臺灣道孔昭虔出示招墾臺江內海浮埔，於是百姓陸續地招佃來墾，該地居民搭寮闢地進而發展成村庄。

日治時代迄今（二十世紀）

我們經由1904年以來的地形圖比對，可以發現當時該地的海岸線變化仍舊未減，潟湖內的淤積不斷地向西推移，並逐漸與濱外沙洲相連，尤其河口段海岸增長速度更是驚人。1906年，安平大港又為暴風雨挾帶的泥沙淤塞，經疏浚後可通小船，但商港用途不大，港口價值因此一落千丈。於是日本人有另闢安平港之議，並另鑿運河以打通與新港口的連結。

至1940年代，安平新港完工，由臺南可經安平新港順利地出海，不過外海的漂沙仍然相當嚴重，必須經年整治以清除淤積。但日治後期，日人已無力專注於安平港的建設。在另一方面，當地居民鑒於臺江內海周圍土地是鹽份地帶，為求得最大的土地效益，則種植蕃薯、蕃茄等耐旱的作物，或是在淺水溼地上圈地築岸，並開闢養殖漁塭場。當地的開發使得臺江內海正持續地縮減，不論是港灣功能或地貌景觀皆不復已往。